作者:張。ㄈA南師范大學教授)
陶淵明的詩歌和散文都具有“質而實綺,癯而實腴”的特點(蘇轍《追和陶淵明詩引》載蘇軾語),風格平淡自然,但造句用語卻包含著許多深微精妙之處。陶淵明善于從視覺角度出發,對事物的動態和色彩進行生動傳神的敘寫,這早已得到眾多論者的肯定。他從聽覺角度出發對于聲音的刻畫和表現,也同樣值得關注?傮w看來,陶淵明詩文中敘寫的聲音,大致體現出慷慨悲涼及歡愉和諧兩種情感基調。前者是亂世志士的失意悲歌,后者則是歡欣自得的田園牧歌。它們分別代表了陶淵明內心世界的兩個方面,猶如一首宏大交響樂的高低樂部,共同編織出陶淵明的心靈之歌。
陶淵明筆下最為強烈的悲聲都與死亡密切相關。他在《挽歌詩》三首中用遞進筆法寫死后情形:剛死之時,“嬌兒索父啼,良友撫我哭”;祭奠之時,“肴案盈我前,親舊哭我旁”;歸葬之時,“馬為仰天鳴,風為自蕭條”!对伻肌穼懬貒粔咽勘黄妊吃岷,“荊棘籠高墳,黃鳥聲正悲”!锻旄柙姟肥巧邔ψ约荷砗蟮脑O想,《詠三良》是對已逝歷史人物的追念,無論是時間軸上的前望還是回顧,都突出體現了對生命的深情眷戀和失去生命的深沉悲慨。除了悲鳴聲和悲哭聲之外,陶淵明筆下的悲苦之音還包括悲樂聲,《詠荊軻》所寫尤為驚心動魄:“漸離擊悲筑,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,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,羽奏壯士驚。”擊筑聲、高歌聲、風聲、水聲交織成了一片,這是離別之悲歌,更是荊軻的挽歌!
死亡意味著徹底毀滅,活著也要忍受生存的艱難:“風雨縱橫至,收斂不盈廛。夏日長抱饑,寒夜無被眠。”面對這些無法逃避的人生困苦,詩人只能是“慷慨獨悲歌”“如何不嘆息”。ǚ謩e見《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》《聯句》)他的心底始終堆積著一份滄桑與悲涼,陶淵明詩文中的悲慨之音,與他心靈的這方面正好呼應。
悲慨之音在陶淵明筆下聲音中所占比重并不大,明顯不是他情感的主導基調。陶淵明歸隱田園,就是為了尋求心靈的寧靜和生命的歸所,他筆下大量展現的還是充滿歡愉和諧之音的田園生活。具體來看,這些歡愉之音可以歸并為藝術類、日常生活類和動物類三種。
藝術類聲音包括琴聲、嘯聲、歌聲、吟詩聲,而琴嘯歌詩也堪稱陶淵明理想生活的寫照:“清琴橫床,濁酒半壺”(《時運》),“登東皋以舒嘯,臨清流而賦詩”(《歸去來兮辭》),“含歡谷汲,行歌負薪”(《自祭文》)。最終,他也是將“長吟掩柴門,聊為隴畝民”作為自己的人生歸宿(《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》其二)。日常生活類主要是說話聲和笑聲。陶淵明非常享受與親友們的閑談和歡笑:“相思則披衣,言笑無厭時。”(《移居》其二)所談的內容或為玄言妙理:“談諧無俗調,所說圣人篇。”(《答龐參軍》)或為耕種之事:“相見無雜言,但道桑麻長。”(《歸園田居》其二)在這些人聲中,最為可愛的又莫過于孩子的牙牙學語聲:“弱子戲我側,學語未成音。”(《和郭主簿》其一)動物聲中,除去田家常聽到的雞鳴狗吠之聲,陶淵明最喜歡的就是悅耳動聽的鳥叫聲。家中閑居時他注目于樹上棲息的鳥兒:“翩翩飛鳥,息我庭柯。斂翮閑止,好聲相和。”(《停云》)外出游玩時他又聽到歡然飛過的水鳥叫聲:“閑谷矯鳴鷗。”(《游斜川》)各類動物啼叫聲與各種人聲聯合起來譜就了一曲田園樂章,陶淵明深深陶醉于其中:“此事真復樂,聊用忘華簪!”(《和郭主簿》其一)
陶淵明寫聲音,采取了托聲于景、藏聲于形、簡筆傳神的方法,主要著力于聲音意象的自然呈現,讓聲音去釋放和透露出自身所蘊含的美感。當代詩人艾青說過:“意象是具體化了的感覺。”(《詩論》)聲音意象本身就體現了陶淵明對世界的感覺和他的生存狀態,所以他不采用比喻和通感手法去刻畫聲音的表現力,也不通過詳細交待聽眾反應來描述聲音效果,只是非常簡單地點出有怎樣的聲音,然后讓它們在既定環境中自由飄蕩。這種方法正如朱熹所說:“淵明詩所以為高,正在不待安排,胸中自然流出。”(吳瞻泰《陶詩匯注》引)例如《答龐參軍》開篇寫道:“衡門之下,有琴有書。載彈載詠,爰得我娛。豈無他好,樂是幽居。”雖然只是提到彈琴讀書,但悠悠琴聲和清朗的讀書聲就似乎已在草廬中長久回響。在這種總的寫法之下,陶淵明還運用了眾多技巧來刻畫聲音。他有時同步敘寫兩種聲音,造成類似和弦的復疊效果:“狗吠深巷中,雞鳴桑樹顛。”(《歸園田居》其一)“今日天氣佳,清吹與鳴彈。”(《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》)有時又寫到一種聲音的消歇和另一種聲音的響起,仿佛具有輪流演奏的意味:“哀蟬無留響,叢雁鳴云霄。”(《己酉歲九月九日》)他筆下的聲音世界因此總是多姿多彩,充滿了勃勃生機。
清人徐增說過:“花開草長,鳥語蟲聲,皆天地間真詩。”(《而庵詩話》)只有陶淵明這種“不失其赤子之心”的真詩人才最能欣賞這類“真詩”的妙處。聲音無形無跡,隨風而散,但在陶淵明筆下,它又是有情有質之物,詩中充滿靜聽自得之趣。陶淵明有首四言古詩題為《時運》,所謂“時運”者,指春夏秋冬四時之運轉,語出《大戴禮記》:“仰則觀天文,俯則察地理。前視則睹鸞和之聲,側聽則觀四時之運。”陶淵明體察聲音的方式正是如此,這代表了一種基于農耕文明的哲學思維方式和詩學方式。陶淵明躬耕田園,對于這種生存方式有親身浸潤與深切體味,他的詩文也正是他澄懷觀道、體悟玄理后的智慧結晶。
《莊子》中講到人籟與天籟之差別,左思筆下的隱士重天籟過于人籟,“非必絲與竹,山水有清音。何事待嘯歌,灌木自悲吟”。(《招隱詩》)但作為熱愛人間煙火的隱士,陶淵明在喜歡天籟的同時也喜歡充盈著情味的人聲。他的筆下天籟和人聲往往相融合,正好體現出天人交感、天人合一的旨趣。夕陽西下時,他以長嘯聲與鳥鳴聲相呼應:“日入群動息,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,聊復得此生。”(《飲酒》其七)《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》一詩寫盡秋收的歡樂:“不言春作苦,?重撍鶓。司田眷有秋,寄聲與我諧。饑者歡初飽,束帶候鳴雞。揚楫越平湖,泛隨清壑回。郁郁荒山里,猿聲閑且哀。悲風愛靜夜,林鳥喜晨開。”其中提到多種聲音:雖然春耕勞苦,但詩人也不愿說起。得到守田人捎來的秋熟口信,穿好衣服等候著雞鳴聲上路。途中聽到猿猴的啼叫,靜夜的風聲過后,又是鳥兒呼喚黎明的叫聲。人類存在于個體與外物交互作用的感性世界,陶淵明詩中則用種種聲音將自我與外物聯結起來,使其形成統一的有機整體,顯得極為和諧。
人間并非沒有煩惱,人聲中也不是沒有嘈雜,但陶淵明卻可以超越這層聲音之障:“結廬在人境,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,心遠地自偏。”(《飲酒》其五)有精神的蕭散閑遠相伴,就不會覺得世俗的喧囂煩鬧。清代朱燮《古學千金譜》中講得好:“心不滯物,在人境不虞其寂,逢車馬不覺其喧。”陶淵明以哲人的胸懷和智者的睿思,最大程度地消解和摒棄了世俗的煩惱,盡可能地保留了人間的真淳與可愛,在平凡的人間之境中體味生命的無上妙諦。這一方面,他與后來的蘇軾極為相像,或者說正是他啟迪了蘇軾。
《老子》說“大音希聲,大象無形”,“無”中可以蘊含生發一切“有”,陶淵明也能夠越過具體聲音抵達無音之境。沈約《宋書·隱逸傳》記載:“(陶潛)畜素琴一張,無弦。每有酒適,輒撫弄以寄其意。”對于陶淵明來講,無論耳畔多么動聽的琴聲,也抵不過心中沉默的琴意,“但識琴中趣,何勞弦上聲”(《晉書·隱逸傳》)。陶淵明曾這樣寫落雪:“傾耳無希聲,在目皓已潔。”(《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》)聽覺和視覺形成巨大反差,耳中悄無聲息,放眼望去卻是潔白一片,這真是《莊子》所說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!陶淵明自己也抵達了“忘言”“忘己”的境界: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(《飲酒》其五)這種無聲之境中最能見出天地之心,也即宇宙之境。
悲鳴與歡聲,天籟與人籟,有聲與無聲,所有的這些聲音層面在陶淵明筆下都指向一個更高遠的范疇,那就是“自然”。陶淵明在《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》中記載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則佚事:“又問聽妓,絲不如竹,竹不如肉,答曰:‘漸近自然’。”這其實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。琴瑟類的弦樂器與笛簫類的管樂器相比,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種類更多,制作工藝也更為復雜,這樣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機巧。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齒,反求于己,不假外物,因此比笛簫等又勝一籌。這種觀念和《莊子》中抱甕丈人“有機械者必有機事,有機事者必有機心”的說法是一致的,實質仍是對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堅守!独献印贰肚f子》中都反復強調“自然”:“人法地,地法天,道法自然”,“游心于淡,合氣于漠,順物自然”。陶淵明也說自己“質性自然,非矯厲所得”(《歸去來兮辭》),慶幸自己歸耕田園是“久在樊籠里,復得返自然”(《歸園田居》其一)。陶淵明詩意地棲息于聲音世界當中,“悅親戚之情話,樂琴書以消憂”(《歸去來兮辭》),欣然走過四時,坦然面對生死。他的聲音觀和他對聲音的敘寫,是他人生旨趣與生命哲學的真實顯現,也從某個側面體現出他對中古文學發展的重要貢獻。
《光明日報》(2024年10月14日 13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