阮籍《詠懷詩》在文學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藝術成就,從晉宋之交的顏延之開始,一直到清代,都有評論者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或個人目的,來對阮籍《詠懷詩》進行評論或注解。結合這些評論者所處的時代背景、注解目的與闡釋方式,這些闡釋大致分為以下三種類型:
第一類,謹慎的“難以情測”。晉宋之交的顏延之是最早對《詠懷詩》作注的人,其注有云:“阮籍在晉文代,常慮禍患,故發此詠耳。”“嗣宗身仕亂朝,?诸局r遇禍,因茲發詠,故每有憂生之嗟。雖志在刺譏,而文多隱避,百代之下,難以情測。”顏延之注解《詠懷詩》是配合著阮籍當時所身處的動蕩社會和險惡政局,指出《詠懷詩》的意旨過于隱晦曲折,令人難以捉摸,而總的表現出“憂生之嗟”和“志在刺譏”的思想內容。在顏延之的手上,“憂生之嗟”和“志在刺譏”就構成了《詠懷詩》的兩個基本旋律。在接受學意義上來說,顏延之是阮籍《詠懷詩》的“第一讀者”,他這個“第一讀者”的接受態度對阮籍詩歌的整個接受研究有重要意義,并就此確定了阮籍《詠懷詩》在后世評論中的大體框架和基本思路。
梁代鐘嶸《詩品》首先就將阮籍列入僅有的十二家“上品”詩人之中,并評論道:“其源出于《小雅》,雖無雕蟲之功,而《詠懷》之作,可以陶性靈,發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內,情寄八荒之表,洋洋乎會于風雅,使人忘其鄙近。自致遠大,頗多感慨之詞。厥旨淵放,歸趣難求。”在鐘嶸看來,阮籍詩歌不僅就其形式而言,表現為語言清新自然而無明顯的雕琢痕跡,而且肯定了《詠懷詩》具有陶冶性情、啟發思考的藝術效果,評價其風格為寄托深遠、寓意難求的含蓄特征。同時期的劉勰,在其《文心雕龍》中也對阮籍詩歌作出精當評論:“阮籍使氣以命詩”“阮旨遙深”。在劉勰看來,阮籍詩歌首先是凝情之作,詩人創作詩歌時表現出來的主觀感情是激蕩奔放的,并且思維敏捷,善于把握時代跳動的脈搏,將自己對于現實的感受訴諸筆端,因而詩歌也就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。“阮旨遙深”是劉勰緊承顏延之“文多隱避”評論而來,進一步強調阮籍詩歌具有含蓄深沉的風格特征。
一直到唐代注《文選》的李善,也是采取謹慎的推測態度。其注解《詠懷詩》時云:“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,謂人情懷。籍于魏末晉文之代,常慮禍患及己,故有此詩。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,逐勢利而已。觀其體趣,實為幽深,非夫作者,不能探測之。”從中可以看到,李善結合阮籍所身處的特殊時代背景和險惡政治局勢,試圖探求阮籍創作詩歌的主要意圖,并強調《詠懷詩》為“刺世”之作,這對于探討阮籍《詠懷詩》的詩歌內容和思想意義,都是非常重要而可貴的做法。而且在李善看來,阮籍《詠懷詩》的詩歌風格也是幽遠高深的含蓄特征。
值得注意的是,從顏延之、鐘嶸、劉勰直到李善,他們是與阮籍生活時代較近的評論家,對待阮籍《詠懷詩》都采取著謹慎態度,大多強調總體印象為“憂生之嗟”“難以情測”等,并沒有按詩歌中的某首某句去具體扣合歷史人物與時事。究其原因,除了歷史上的阮籍本身就具有非常復雜的思想性格、令人難以理解的一些行為,還有當時的文學傳播途徑和傳播方式過于簡單,所以只能謹慎地作出簡要含蓄的總體評價。
第二類,主觀的“比附時事”。后來就出現了一些結合阮籍當時的政治與時代背景,去推測其詩歌創作意圖與具體含義的做法。首先進行這種探索的是唐代注《文選》的“五臣”: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呂向、李周翰!段倪x》“五臣注”以探討義理相標榜,不同于李善注的煩瑣引證,把注釋的重點放在揭示作者的“述作之由”上,不主一字一句之探討,只試圖去揭示作者的創作動機。他們在《詠懷詩》的注里都提到阮籍是在“刺司馬文王”。如《詠懷詩》其一“夜中不能寐”,這首詩的主要內容就是詩人借對夜半自然環境的所見所聞,來抒發自己孤獨哀傷的情懷。這本是一首借寫景而抒懷的詩歌作品,但因其為八十二首《詠懷詩》的開篇之作,故往往在解說時易被人穿鑿附會,一一求其比興所指,如呂延濟認為“‘夜中’,喻昏亂;‘不能寐’,言憂也;‘彈琴’,欲以自慰其心。”呂向則認為“‘孤鴻’,喻賢臣孤獨在外;‘號’,痛聲也;‘翔鳥’,鷙鳥,好回飛,以比權臣在近,謂晉文王也。”他們將詩中的字詞一一比附政治時事,在注解中加入自己的推測和政治用心,所以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與武斷。
元代劉履,清代何焯、蔣師淪等人,他們繼承了唐“五臣”這種主觀性注解詩歌的方式,靠著聯系政治時局來解讀許多本無政治用意和特別用心的詩歌,進行符合自己價值標準和判斷方式的注解,最終還是陷入了對詩歌原意的偏離和誤解之中。清人沈德潛就對這種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見解:“阮公《詠懷》,反覆零亂,興寄無端。和愉哀怨,雜集于中,令讀者莫求歸趣,此其為阮公之詩也。必求時事以實之,則鑿矣。”這種出于個人用心或主觀目的去探討阮籍《詠懷詩》的做法,由于解釋之前就帶有一些注解者自己的定式思維,這種具體闡釋肯定會與真實情況發生偏離或誤解,以至于誤導后人的解讀。因此,對于這些闡釋應該認真對待,弄清其中原因,細心地加以辨別,這樣才能去正確理解他們的注解和評論。
第三類,極力地“推崇認同”。南宋嚴羽《滄浪詩話》曾評曰:“黃初之后,惟阮籍《詠懷》之作,極為高古,有建安風骨。”認為阮籍《詠懷詩》蘊含有非常深廣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深度,同“極有風骨”的建安文學一樣,表現出高深古樸的藝術風格,具有非常高的藝術成就。這種極力推崇阮籍《詠懷詩》的認識,一直有所延續,如明代李夢陽稱“予觀魏詩,嗣宗冠焉。”清代宋長白認為:“建安七子之后,斷推阮公第一。”王夫之更譽之為“曠代絕作”。陳祚明也評論道:“阮公《詠懷》,神至之筆。觀其抒寫,直取自然,初非琢煉之勞,吐以匠心之感。”這些評論者都把阮籍的《詠懷詩》放在很高的藝術地位上,認為其具有非常高的審美價值和藝術成就。探究這些評論者出現這種極力推崇態度的歷史原因,主要是由于他們本身所處的時代背景,大體上都是處于漢人深受異族壓迫的緊張時局之中,包括深受北方政權欺壓的南宋,蒙古人統治的元代,以及滿人統治的清代,于是乎這些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文人們,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所產生的壓抑感和時代緊迫感的影響下,造成個人內心充滿著某種深切憂慮和抑郁心緒,這種心理模式就與處在魏晉高壓政治環境之下的阮籍有了相通之處。在這種相通相似的心理情緒影響下,評論者的“期待視野”與闡釋態度就會站在欣賞和推崇的立場上,自然就對阮籍《詠懷詩》產生了極大的認同感,于是,這些評論者們對本來具有很高藝術成就的阮籍《詠懷詩》,表現出極力的“推崇認同”。
。ㄗ髡撸憾^兵,系湖北科技學院副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