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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官員與地方詩歌總集

2024/05/29 10:17   作者:張冬冬 商艷玲  編輯:李亞男   來源: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

  作者:張冬冬 商艷玲(邯鄲學院文史學院講師)

  清代官員與地方詩歌總集有著密切的關系。他們在處理政務之暇,熱衷于此項學術活動,以主持、合編、作序等不同形式加入此類總集編刊行列,為地域詩歌文獻的保存與傳播,為地方文化的繁榮作出了貢獻。

  清代前期,許多文學造詣頗深的官員,如施閏章、曹溶、王崇簡、宋犖、王士禛等,對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與精力。為續明人梅鼎祚所輯《宛雅》,施閏章與蔡蓁春同輯《宛雅二編》(《續宛雅》),“蔡子大美(蓁春)廣搜,屬余嚴拔。余芟者十之三,入者十之一”,此書刊行于施閏章擔任山東學政之初。曹溶于廣東布政使任上與幕賓朱彝尊合編《嶺南詩選》。為甄錄《嶺南詩選》,朱彝尊搜集了大量嶺南詩人詩集資料,為后來選編《明詩綜》提供了文獻支撐。王崇簡“積十余年心記手錄,漸成卷帙,乃與二三友人互相參定”,數易其稿,博搜約取,最終于禮部尚書任上完成了《畿輔明詩》的編刊。宋犖官江蘇巡撫時,與幕賓邵長蘅合編《江左十五子詩選》并刊行于世,此后宋犖又重刊《梁園風雅》《中州名賢文表》。王士禛論明代布衣之詩,首推新安吳兆、程嘉燧二人,后來士禛任職于刑部時,“以暇日芟其繁蕪,擷其菁華,各得詩三百余篇”,選刊《新安二布衣詩》。這些總集所錄多為續補、匯輯明代或清初詩歌文獻。

  清代中期,諸多任職于地方的學者型官員,如盧見曾、阮元、曾燠等,熱衷于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,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,所編總集多體例完備、卷帙浩繁。盧見曾于第二次任職兩淮鹽運使期間,延攬眾多學者,如宋弼、董元度、惠棟、沈大成、王昶等,進入自己幕府,這些人曾協助其編纂《國朝山左詩鈔》,成六十卷,該書凡例云:“得人六百二十余家,得詩五千九百有奇,又附見詩一百十九首。”阮元于浙江學政任上輯錄《淮海英靈集》二十二卷、《兩浙輶軒錄》四十卷。協助阮元編纂《淮海英靈集》的學者有陳焯、趙蕙棻、陳文述等,該書收錄清初至當時江蘇揚州府(含通州、如皋等)詩人八百六十五位,詩三千余首,刊刻于嘉慶三年!秲烧爿捾庝洝肥珍浨宄踔廉敃r浙江詩人詩作,“得三千一百三十三人,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”,阮元于浙江巡撫任上刊行此書,朱文藻、陳鴻壽、法式善等曾協助阮氏編刊。阮元又安排王豫與阮亨編纂《淮海英靈續集》。曾燠輯錄《江西詩征》歷時二十余年,最終刊刻于兩淮鹽運使任上,全書九十四卷(附刻一卷補遺一卷),收錄自東晉至清代江西一地詩人二千四百余位,詩一萬四千八百余首,另有歌謠、諺語、讖記、散句若干。另外,此期有些府縣官員對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。如:呂肅高于長沙知府任上重訂并刊行廖元度所輯《楚風補》《楚詩紀》。張邦伸于襄城知縣任上選定耿蓂所輯《氾南詩鈔》,并出資刊行。

  清代后期,官員編刊地方詩歌總集整體情況較前一期漸趨衰落,所輯內容或為一代,或接續前中期,所錄區域重心轉向府縣。如:徐宗干于泰安知縣任上輯刊《山左明詩選》《山左詩選》。陶梁于大名知府任上編刊《國朝畿輔詩傳》,崔旭、梅成棟、高繼珩等幕賓曾協助陶氏編選。湯成烈任縉云知縣,“輯志之暇”編纂《縉云文征》(詩文合集)。朱緒曾任職浙江多地,編纂《金陵詩征》《國朝金陵詩征》“用力勤而計功最”;其曾于嘉興知縣任上參與編刊《梅里詩輯》《續梅里詩輯》。潘衍桐于浙江學政任上,“以六百日之久,集數十人之力,博收慎選”,編刊《兩浙輶軒續錄》。桂中行于徐州知府任上輯刊《徐州詩征》《徐州二遺民集》,前書由王亦曾、馮煦、陳環等協助甄采。

  清代官員除了主持、合編地方詩歌總集外,還以作序、鑒定、資助等形式推進此類總集面世與傳播。作序,如:“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、總督四川、前兩江總督、世襲一等輕車都尉”孫士毅為顧光旭所輯《梁溪詩鈔》作序。江蘇學政李聯琇為顧季慈所輯《江上詩鈔》作序,后又為茅炳文所輯《師山詩存》作跋。遵化知州陳以培、山東即補道趙國華為孫贊元所輯《遵化詩存》作序。鑒定,如:袁文典、袁文揆所輯《明滇南詩略》書名頁題“大清嘉慶己未鐫/萊陽初頤園先生鑒定”,初彭齡(頤園)嘉慶己未(1799年)已任云南巡撫。知縣焦云龍為賀瑞麟所編《原獻詩錄》《原故詩錄》鑒定。資助,如:阮元資助王豫編刊《江蘇詩征》,阮氏序云:“柳村(王豫)欲有所輯,名之曰《江蘇詩征》,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。”王豫序稱:“歷十二寒暑,得人五千四百余家,編成一百八十三卷,……戊寅(1818年),阮公開府兩粵書來,索稿開雕,節署鐫成。”太守王嗣衍、知縣孫讜曾資助《毗陵六逸詩鈔》刊刻,知縣瑞寶曾資助《端溪詩述》刊行。

  清代官員為何熱衷于編刊地方詩歌總集?曾燠在《江西詩征》敘中說:“著錄家總集之例,或斷代以舉其凡,或畫疆以搜其佚,大要因文考獻,義存掌故,與一意論文者別。其畫疆而論者,或出之鄉人,或出之官其地者。宋孔延之《會稽掇英集》、董弅《嚴陵集》及近世所傳《粵西詩載》皆官其地為之也。錢谷《吳都文粹》及近世所傳《山左詩鈔》《槜李詩系》《松風余韻》皆其鄉人所自為也。絜諸古采風陳詩,二者義皆有處,然推之《小雅》詩人桑梓敬恭之說,則出諸鄉人為尤宜。”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,“出諸鄉人”勝于“官其地者”,桑梓情懷使然。在任職地,有些清代官員編刊了當地詩歌總集,還有些清代官員編刊了鄉邦詩歌總集,即“出諸鄉人”。清代官員以保存鄉邦詩歌文獻為己任,網羅散佚,表揚先哲,延續故土詩脈,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感與擔當精神。

  另外,“官其地者”編刊地方詩歌總集,意在紹復詩教傳統,便于地方治理與文化繁榮。桂中行在《徐州詩征》序中強調詩歌“亦守土者所有事哉”,可以“宣民隱、章俗尚、敷政教也”,有助于地方教化。錢泳在《履園叢話》中說:“詩人之出,總要名公卿提倡,不提倡則不出也。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,國初之提倡也。沈文愨之與袁太史,乾隆中葉之提倡也。曾中丞之與阮宮保,又近時之提倡也。……中丞官兩淮運使,刻《邗上題襟集》,東南之士,群然向風,惟恐不及,迨總理鹽政時,又是一番境界矣。宮保為浙江學政,刻《兩浙輶軒錄》,東南之士,亦群然向風,惟恐不及,迨總制粵東時,又是一番境界矣。”地方詩歌總集的刊行對于引導地方士風、繁榮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  清代官員所編刊的地方詩歌總集的大量出現,帶動并影響了各地地方詩歌總集編刊的迅速發展。以盧見曾《國朝山左詩鈔》為例,縱觀清代山東地方詩歌總集編纂脈絡,可以發現《國朝山左詩鈔》刊行之后,引起了編刊熱潮,除了影響《山左明詩鈔》《國朝山左詩續鈔》等省級總集之外,各地編纂者在《國朝山左詩鈔》基礎上紛紛補輯當地詩歌。李衍孫認為《國朝山左詩鈔》輯錄其郡詩四十余家,“搜羅不能盡”,因此編成《國朝武定詩鈔》。王賡言認為:“故盧雅雨運使《山左詩鈔》、張南崧學使《續詩鈔》登諸城詩數百首,計百余家,外此不能及也。顧《詩鈔》系通輯一省之人,漁洋、清止、荔裳諸公外,其余每家鈔錄不過數十首、一二首不等,割愛者甚多,后之讀者終以未見全豹為憾。”于是輯成《東武詩存》。此外,周翕鐄《即墨詩乘》、孔憲彝《曲阜詩鈔》、王鐘霖《國朝歷下詩鈔》等總集的成書亦受到《國朝山左詩鈔》的影響。

 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總集類小序云:“文集日興,散無統紀,于是總集作焉。一則網羅放佚,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;一則刪汰繁蕪,使莠稗咸除,菁華畢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鑒,著作之淵藪矣。”清代官員憑借其學識、地位與影響,使諸多散見于各處的詩歌文獻得以集中,使眾多即將散佚消亡的詩歌文獻得以留存,促進了地方詩歌總集編刊的繁榮,為后世保存了大量詩歌資料,這些資料可謂地域詩歌文獻之“淵藪”。

  《光明日報》(2024年05月27日 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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