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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解謎的快樂中守住了文學的天真

——讀長篇小說《紅戀》

2024/05/09 10:36   作者:湯擁華  編輯:李亞男   來源:文匯報

  長篇小說《紅戀》反映上世紀三十年代我黨在上海的地下斗爭。小說從一場官匪勾結的綁架案開始,漸次展開女主人公從千金小姐到革命戰士的成長歷程。作者尤其善于描寫緊張、危險的行動,偵查、接頭、追捕、刺殺種種,既有很強的懸疑性,又有飽滿的現場感。

  作者鄒平是優秀的評論家,早年《閱讀女人》《閱讀男人》《人性的暗月亮》等書,都是才情豐沛之作。其文學評論最大的好處,是讀得懂人,既能夠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,也善于體察其生存境遇,更能夠以精準的概念工具,使文學對自我的追問形成情理相生、層層遞進的闡釋結構。筆鋒所至,人情的熱烈與涼薄,人性的光亮與陰暗,人生的沖突與和解,無不綱舉目張,畢現人前。

  當然,一個善于分析人物的評論家,未必就是善于創造人物的作家。很多作家會拒絕解釋自己作品中的人物,因為覺得不可能同時做好兩件事:創造這個人物和解釋這個人物。這倒不只是因為一個人很難同時具備兩種才能,更因為在某種意義上,這是兩件正好相反的事:當我們解釋一個人物時,是希望將其整體的人格分解為一系列因果關系;而當我們創造一個人物時,幾乎是在創造秘密本身——要想一個人物讓讀者著迷,先要讓他/她自身成為一個謎。

  雖然相反的事往往相成,但所謂“叩其兩端而竭焉”,當然不會太容易。小說的主角尤其難寫,雖然自帶光環,卻也可能“燈下黑”。由于小說的敘述多以主角為主導視角,敘述者可以自由出入人物內心,于是格外在意如何做到復雜而合理,以求刻畫的深度,結果往往過猶不及,導致觀念先行,生氣減損。

  如果將此矛盾狀況作為“問題意識”,帶入對《紅戀》的閱讀,我們或許能夠有一番特別的體會。

  小說第一句話“人生常常因為一個意外的發生而改變它的原有軌跡……”,貌似平常,實則是敘事的雙重伏筆。一重當然是對女主人公人生的預敘,另一重則更為隱晦,是一種互文性的指涉。小說情節開始不久,就出現了一個西方名著的讀書會,這是天強用來團結和發動進步學生的民間組織,女主人公陳慧梅也在其中。學生們讀的第一本書就是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而后者開頭的第一句話人盡皆知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接下來就是“奧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亂了”。

  慧梅的家庭本來富裕而安穩,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綁架事件而陷入混亂,這是開啟全書情節的第一個沖突。作者所讀之書與作者所寫之書、書中之人物與人物所讀之書所形成的鏡像關系,一直作為隱匿的因素,參與到敘事的進程之中。

  慧梅本是天真單純、熱情率性的富家小姐,經過血與火的考驗,一步步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。她與安娜形象差異極大,人生歷程更是相去霄壤,但在鄒平教授筆下,兩人可以被帶向同一個問題,即理智與情感的關系問題。何謂理智,何謂情感,絕非一望可知,往往當主人公被認為身陷激情的漩渦中時,這旋渦的中心卻是理智。在作者看來,這意味著需要突破傳統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。

  正如他在后記中所言:“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的基礎上,揉入了意識流、心理現實主義、新小說、懸疑類型小說、試驗性敘述語言等多種手法,意在嘗試對紅色題材文學創作進行創新,努力寫出有血有肉的、能為現在年輕人接受的、真實感人的英雄。”這一說明既適用于女主人公,也適用于其他幾位主要人物,F代主義敘事手法的引入使人物顯得非常文藝范兒,但仍然真實可信,甚至可以說正是這種文藝范兒使他們更為可信。所謂“有血有肉”“真實感人”,與其說是“典型”,不如說是“出位”,革命中成長的年輕人,其成長既是躍進性的,也是發散性的,他們的真誠或許基于單純,其表現卻是復雜的。

  而“現在年輕人”所能接受的英雄,正是具有基本的復雜性的英雄。此種復雜性還并不就是善惡、正邪的混雜,更是對“套路”的警惕,說得更透徹些,是一種分析的自覺性。讓我們覺得真實的人物,其實是自帶“分析性距離”的,作者在描寫他們,又是在分析他們,與其說是為了說透這個人物“究竟是怎樣”,毋寧說為了展現人物“還可以怎樣”。所以這分析并不總是借助于大段的議論展開內心交戰,有時不過是緊張推進的情節中一個出神的片刻,一段熱烈的意識流(比方慧梅照顧受傷的韓天強時,那一段思想的信馬由韁),或者一段突如其來的溫柔表白,似乎“不在點上”,卻能夠融會出位的理智與出位的情感,賦予人物以加倍的生動。

  小說書名“紅戀”,可以視為向“革命加戀愛”的左翼文學傳統致敬。傳統的“革命加戀愛”的小說全力應對小資產階級的“小我”與無產階級的“大我”之間的矛盾,此類矛盾在這部小說中也有表現。但在此之外,我們更要留心“文學之我”與“現實之我”的離合。

  表面看來,這是一部非常“掉書袋”的小說,其中不僅有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還有巴爾扎克的《高老頭》、簡·奧斯汀的《傲慢與偏見》、雨果的《九三年》,更有莎士比亞、波德萊爾以及李白、杜甫、韋莊等等,給人物平添一種知識分子氣質。但這絕不只是作為人物身份的佐證,更挑起了理智與情感的沖突。每當這些作家作品在敘述中出現時,我們都能意識到它們是“被閱讀”的,也就是說,它們之所以被提及,是因為被賦予了理性闡釋的可能性。而此可能性反過來又成為一種情感難題,因為它們很少提供行事的指引,更多的時候是增強人物對現實生活的敏感,并且制造更多的糾結。

  小說中常有文人氣的場景,卻并非為了顯示文雅,而是要制造“復義”。此種“復義”既契合男女間捉摸不定的情感,又指向革命敘事另一種可能性。革命敘事主題明確、是非判然,主要人物容易扁平,為此需要在性格的豐富性上多做文章;但如果我們在敘述中置入一個現代主義的棱鏡,則不難意識到,革命者并不生活在單一的革命敘事中。重要的不是以文學為革命者增加私人生活的場景,而是以文學的復義形成一種敘事的邏輯。講述革命者的故事,在革命敘事那傳奇性的環環相扣之外,更有文學經典與現實生活的虛實相應和觸類旁通。當此邏輯以無厚入有間,滲透進“關鍵沖突”“典型人物”的各個空隙時,我們或許能夠建立起一種多元多層甚至拓撲式的敘事結構。

  與一部作品對話,既要看到作者擅長做的事情,也要看到作者想做的事情!都t戀》的作者最想做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物,他以自己讀文學的心得作為理解人物的憑借,這是他使人物既能被懂得,又能被保留在秘密中的方式。

  不妨將此邏輯與《閱讀女人》中所謂“敘述性批評”對照來看,后者的意思是:“將批評融入敘述對象之中,是用批評者的觀點重新對批評對象作出敘述,因而批評借助于敘述這一手段并存在于敘述對象的選擇、組合和敘述態度上。”“敘述性批評的人物并不在復制原有的人物和故事,而是要以批評性敘述去創造一個新的人物和故事,卻又與原有的人物和故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”

  我們不妨說,有“敘述性批評”,就有“批評性敘述”。同一個作者,既以敏銳的道德感受力和審美感受力為小說撰寫解讀的文字,又在小說創作中不動聲色地放入對其它小說的解讀,這同樣是理智與情感的變奏。相較于傳統現實主義敘事模式下的生活,它多出了一重“感傷”,卻也另建了一重“素樸”,它是在解謎的快樂中守住了文學的天真。

  能夠以批評與創作兩支筆同時寫作、讓敘述自由地在感性、知性和理性間轉換的人,畢竟得天獨厚,雖然有時不免左右手互搏,影響到敘述風格的整一,但也有更多機會在形象的增殖與反照中,感受到文學別樣的波瀾壯闊。

 。ㄗ髡邽槿A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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