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駢文總集序跋的文論價值

2024/04/29 10:51   作者:王正剛  編輯:李亞男   來源: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

  駢文是中國古代獨有的一種文體,駢文總集多在明清時期編撰出版,鐘濤曾輯得駢文總集114部,兩部為宋人編撰,余者均為明清人。這些駢文總集中有現在大量的序跋文獻,其文論價值主要體現在為駢文文體正名和闡釋駢文的價值觀、起源論上。

  駢散相爭在中國古代長期存在,名不正則言不順,名稱都不明確,駢文談何與散文相爭?駢文的指稱變動頻繁,不但在不同時期指稱各異,甚至同一時期,同一序跋中都可能出現數種指稱,如清初張恒《〈操齋集〉駢部》的序文中,就出現了“駢偶之文”“六朝(文)”“駢語”“對聯短句”“四六長篇”等多種指稱。就駢文總集而言,清代之前駢文稱名“四六”是主流,僅有游日章《駢語雕龍》、許以忠《車書樓選注名公新語滿紙千金》兩部,一為“駢語”,一為“新語”。明末開始出現以駢文名其集的現象,清代中葉后漸成潮流。雖然亦有《宋四六選》《八家四六文鈔》《后八家四六文鈔》和《國朝十家四六文鈔》等稱名“四六”的,但更多是以“駢”字冠名,如《皇朝駢文類苑》、《國朝駢體正宗》《駢文類纂》《駢體文鈔》《唐駢體文鈔》《國朝常州駢體文錄》等。清代駢文輯選家著力于廓清四六、今體、廟堂文學、貴族文學、麗辭、偶體等,統一成駢(體)文這個指稱,是因為“駢文”“駢體”及“駢體文”等重心都在“駢”,強調駢(體)文與散(體)文相對的文體屬性。而“四六”之名來源于語言句法組織形式,是一種修辭方式,至于使用如偶語、今體、美文、儷文、儷偶等名稱,也皆不及用駢(體)文之名來應對散(體)文直截了當,一駢一散,綱舉目張,涇渭分明。這一變化,我們從駢文總集命名方式的演變過程中可得到清楚的印證。

  名正方能言順,輯選家們用“駢(體)文”一詞來冠名這種中國獨有的文體,并通過編撰駢文總集,在總集序跋闡釋中駢文價值所在——政教上的“潤色鴻業”和文學上的抒情言志。前者為宋明之人極為推崇甚至標舉為唯一價值,有“臺閣之制,例用駢體”的說法。清初沈荃《〈四六篡組〉序》云:“或以締交,或以修好,或以宴會,或以饋施,或以送迎,或以慶賀,靡不藉有辭焉以通之。”沈荃認為駢文的價值就在于各種各樣的國家公文、個人書啟、慶賀祝詞等應用場合。清代彭元瑞所輯《宋四六選》,所收四六僅限于詔、制、表、啟、上梁文與樂語六種應用性文體,他體一概不選。當然,駢文可為國發聲,歌頌盛德,“故其文典、其音和,盛世之文也……大凡廟廷之上,敷陳圣德,典麗博大,有厚德載物之致,則斯體為宜”(吳育《〈辨志書塾四六鈔〉序》)。這本來也是駢文重要的價值之一,但宋明之人太推崇駢文的應用價值而忽略其文學價值,使駢文創作從重視形式走向了只重形式而忽視內容的形式主義。大多數的宋明四六文重句不重篇,重技不重意,模習之氣太濃,有句無篇,陳陳相因。從胡吉豫《〈四六纂組〉凡例》可見一斑:“編內稱頌通語,菲劣通語,結束通語,祈勉數條,不過略具大概,仿而推廣,難以例拘。”所謂通語者,通用之語言也,胡吉豫編輯一些適用于“稱頌”“結束”場合的通用語言,如祝壽就“壽比南山”,送別就“鵬程萬里”等,這還只是詞語的模擬,有的甚至全篇都可通用,編者還特地標注“通用以上序”“通用以上頌”?梢姴糠炙牧膭撟饕涯J交,甚至到了文字句句可通用、文章篇篇可移贈的地步,難怪被人詬病。清人在重視駢文“潤色鴻業”價值的同時,亦不忘駢文在文學上的抒情言志功能。吳翊寅在《〈國朝常州駢體文錄〉敘》中說:“匪獨商榷眾制,潤色鴻業而已。”在承認駢文潤色鴻業的同時,又要做到“平津博麗,好子云之湛思”“萬善雅澹,有蔚宗之遠致”,方能“縟不傷華,雋不傷雅,皆文章之冠冕,述作之楷模”。乾隆年間孫氏父子編輯《華國編文選》,目的明顯是通過編纂駢文總集的方式,以潤色鴻業之資,凸顯國家之華盛。其序云:“文章之于國,顧不華哉!”但孫氏父子在肯定駢文能經世華國的同時,又提倡駢文“詞氣并勝”,以利于抒情言志。按孫氏父子的觀點,六朝之文是“辭勝于氣”,宋人之文又“氣勝于辭”,唯有唐文“運雄深雅健之氣于聲律對比之中”,能詞氣并勝,是最理想的駢文。六朝、唐人與宋代駢文孰優孰劣,眾口難調,但《華國編文選》提出駢文亦要重“氣”的理論,成為稍后邵齊燾的“綺藻豐縟之中,能存簡質清剛之制”和晚清朱一新的“潛氣內轉,上抗下墜”等重要駢文理論的先聲。

  對于駢文起源論,在駢文總集序跋里大體上是從天地自然、時代作家、經典作品等幾個角度來闡述,有區分駢散者,亦有駢散同源者,且以后者居多。胡念修《〈四家纂文敘錄匯編〉序》提出自然社會是駢文的淵源所在:“聿自象天形地,垂奇偶以成章。”從天地奇偶的自然之道論證駢文起源的還有方濬師:“竊嘗論之天地之道,不能有奇而無偶,易畫八卦,演之為六十四,皆偶耳,東漢經術尚已,顧駢體文亦俶落于此。”(《蔣心余太史評選〈四六法!敌颉罚┚唧w到經典作品,那就是先秦時期承天地之形而演八卦的《周易》。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吳育等人:“昔史臣述堯,啟四言之始;孔子贊《易》,兆偶辭之端。”朱國華在《〈駢體文鈔〉序》中以先秦時代的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作為駢文起源且持駢散同源論:“五經為著作之宗,百氏衍詞流之派,文之一道,由來久矣……本無分駢散也。”亦有持不同觀點者,認為駢文起源于西漢且區分駢散。李光廷在《跋評選〈四六法!岛蟆吩疲“古文駢體之分,始自西京長沙,江都龍門,古文之開山也;相如子云,駢體之先河也。”他把散文和駢文的起源分別追溯到西漢賈誼、司馬遷、司馬相如等作家那里,亦可為一家之說?偟恼f來,駢文和散文的起源很難定位在單個作家或作品,而是同時產生于先秦文史哲不分的時代更為可信。

  清代乾嘉時期駢文創作走向繁榮復興,經典的總集頻出,以《國朝駢體正宗》《駢體文鈔》《八家四六文鈔》為代表,此時編撰者持駢散合一的觀點已成主流。李兆洛在《駢體文鈔》中云:“文之體,至六代而其變盡矣。沿其流極,而溯之以至乎其源,則其所出者一也。”所謂的“一”,當指上古先秦文學。而曾燠的“古文喪真,反遜駢體;駢體脫俗,即是古文。跡似兩歧,道當一貫”類似之,將“道”作為駢文和散文的統一的內在生命(《〈國朝駢體正宗〉序》)。陳寶琛則將“道”和“學”作為駢文和散文共通之本源,“駢散何分,達于詞而道為之本;偶奇無異,精其事而學為之權。”(《〈八家四六文注〉序》)有意思的是,到了近代,文言、白話之爭出現后,文章形式是駢是散已不重要。孫雄在《〈同光駢文正軌〉序》感嘆:“近世文學衰息,駢儷之文,無識者尤薄為小道。”白話文運動后,古文賴以生存的語言——文言文都即將被白話文取代,不管駢文還是散文都面臨同樣的命運,故民國常贊春有言:“今世散體文且將摒黜,何論駢體?”故此時的駢文文論已不囿于駢和散了。

  作者:王正剛(廣西科技師范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)

  《光明日報》(2024年04月29日 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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