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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“陶潛避俗翁”詩三論

2024/04/25 10:16   作者:賀偉  編輯:李亞男   來源: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

  作者:賀偉(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)

  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,某些作家當時即享有盛名,此后或一直保持著較大的影響力,或逐漸被邊緣化。還有部分作家生前不受重視,后世借助于某位重要人物的推崇,最終進入經典作家的序列。就后一種情況而言,一位經典作家對另一位經典作家文學史地位的確立,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。事物從來都具兩面性,有推動便會有阻礙,假如一位經典作家對另一位經典作家頗有微詞,甚至橫加批評,往往衍生出復雜的接受史景觀。本文探討的這首杜詩正是典型案例。

  陶詩“枯槁”嗎

  杜甫《遣興》之三:“陶潛避俗翁,未必能達道。觀其著詩集,頗亦恨枯槁。達生豈是足,默識蓋不早。有子賢與愚,何其掛懷抱。”宋人趙次公曰“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語矣”,并舉《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》“夏日長抱饑,寒夜無被眠”、《歲暮和張常侍》“屢闕清酤至,無以樂當年”等詩為證,顯然將“觀其著詩集,頗亦恨枯槁”理解為陶詩多蘊含人生枯槁的遺恨。

  有別于上述意見,不少學者認為“觀其著詩集”二句是杜甫對陶詩的評價。成書于南宋初年的《北山詩話》云“子美不喜淵明詩,而多用鮑照語。于照則曰‘俊逸鮑參軍’,于潛則曰‘未必能達道’”,這似乎是現存最早的杜甫不喜陶詩的記載。胡應麟《詩藪》云“子美之不甚喜陶詩,而恨其枯槁也”,進一步提出杜甫批評陶詩枯槁。今天有關陶淵明的研究論著大都沿襲了這一解讀。

  《詩品·宋征士陶潛詩》云:“世嘆其質直。至如‘歡言醉春酒’‘日暮天無云’,風華清靡,豈直為田家語耶?”“質直”“田家語”暗示南朝社會普遍認為陶詩質木無文。北齊陽休之編有十卷本陶集,卻也不得不承認陶詩辭采未優。延至唐代,類似的言論仍然存在。杜甫是唐代社會的一員,他對陶詩的評價未必能超越歷史傳統和時代共性。正是基于上述接受史背景,許多學者才不假思索地將“頗亦恨枯槁”理解為杜甫批評陶詩枯槁。

  粗檢現存宋前典籍,“枯槁”常形容人或事物困頓憔悴,尚未見評價詩文的案例。直至宋代,人們才開始較頻繁地使用“枯槁”一詞評價文學創作,如許尹《黃陳詩集注序》:“陶淵明、韋蘇州之詩,寂寞枯槁,如叢蘭幽桂,可宜于山林,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。”再如《朱子語類》:“或曰:‘(梅)圣俞長于詩。’曰:‘詩亦不得謂之好。’或曰:‘其詩亦平淡。’曰:‘他不是平淡,乃是枯槁。’”

  除“頗亦恨枯槁”外,杜甫集中尚有五處使用“枯槁”,均是比較傳統的含義,如《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》“少年努力縱談笑,看我形容已枯槁”。杜甫具有豐富的文學創造力,詞語運用也多不拘舊俗、自出新意,但在特定的時段內,其遣詞造句往往呈現出整體的穩定性和連貫性。既然杜甫作品中其他使用“枯槁”的案例含義相近,且皆不用以評價詩文,“頗亦恨枯槁”亦當如此。

  此外,杜甫對陶淵明頗為推崇,并不認為其詩缺乏文采!兑孤犜S十誦詩愛而有作》“陶謝不枝梧,風騷共推激”、《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》“焉得思如陶謝手,令渠述作與同游”,前者寫于困守長安時期,后者寓居蜀地所作,從中不難窺見他對陶詩的欣賞。

  綜上,“觀其著詩集,頗亦恨枯槁”指陶淵明作品中多流露人生枯槁的感嘆,而非批評陶詩枯槁,以“枯槁”評價詩文是兩宋之際才產生的現象。其實一個人能否達道,與詩文是否枯槁也構不成因果聯系。在儒家詩學語境里,詩風質樸被視為接近“道”,文辭華麗反被當成“害道”,常常招致批評。杜甫所言之“道”可能更接近莊子的思想,但老、莊提倡樸素自然的文藝觀,同樣不反對作品枯槁。

  陶淵明“達道”了嗎

  杜甫認為陶淵明雖然辭官歸隱,遠離世俗,未見得達道。類似的觀點前人早已有之,如《南齊書·高逸傳》將歷代隱士按情跡分成四類,指出他們未必皆有志“達道”。

  圍繞陶淵明是否達道,后世產生很多爭論。部分學者贊成杜甫的觀點,唯對陶淵明未達之“道”存在不同的認識;驅“道”理解成“儒家之道”,認為陶淵明缺少兼濟天下的志向;或將“道”理解成“教育子女的方法”,認為陶淵明不懂得因材施教;或將“道”理解成“出處窮通之道”,認為陶淵明對出處未能釋懷。宋代以后,隨著陶淵明經典作家地位的確立,不少學者明確反對杜甫的觀點,主張陶淵明“知道”“達道”,然對其所知、所達之“道”的理解同樣互有出入;蛞詾槿寮夜谈F之道,或以為禪宗之道,或以為養神之道,如郭祥正《讀陶淵明傳》之二云:“陶潛真達道,何止避俗翁。蕭然守環堵,褐穿瓢屢空……使過宣尼圣,故應顏子同。”

  要想準確把握杜詩“道”的內涵,必須回到其敘事語境當中。杜甫提出陶淵明未必達道是基于兩方面的原因:詩文多流露枯槁之恨;牽掛兒子賢愚。換言之,一個真正的達道之士不應有人生枯槁之嘆和兒女賢愚之憂!肚f子·達生篇》“達生之情者,不務生之所無以為;達命之情者,不務命之所無奈何……夫欲免為形者,莫如棄世。棄世則無累,無累則正平,正平則與彼更生,更生則幾矣”,陳鼓應譯曰:“通達生命實情的,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東西;通達命運實況的,不追求命運所無可奈何的事物……要想免于為形體勞累,便不如舍棄俗世。舍棄俗世就沒有拖累,沒有拖累就心正氣平,心正氣平就和自然共同變化更新,和自然共同變化更新就接近道了。”按照莊子的理論,陶淵明雖然能夠舍棄俗世,但仍牽掛兒子的賢愚,不能做到“無累”,也不能心正氣平,詩文頗有枯槁之恨,所以未能達道?梢,杜詩之“道”主要指莊子的達生之道。

  杜甫為何批評陶淵明

  葛立方據杜甫《遣興》“驥子好男兒,前年學語時……世亂憐渠小,家貧仰母慈”、《得家書》“熊兒幸無恙,驥子最憐渠”等詩,指出他“于諸子鐘情尤甚于淵明”。既然如此,杜甫為何批評陶淵明,并說出“有子賢與愚,何其掛懷抱”這樣憤激的話語呢?

  乾元二年七月(759),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,攜家西行,越過隴坂,來到秦州;十月,從秦州出發,前往同谷;十二月一日,離開同谷。“陶潛避俗翁”即寓居秦州時所寫。杜甫在秦州僅停留三月,考察這一時期的詩文,可以相對準確地“復原”其創作心態。

  首先,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充滿著羈旅之悲!肚才d》之四“蓬生非無根,漂蕩隨高風。天寒落萬里,不復歸本叢……生涯能幾何,常在羈旅中”、《別贊上人》“百川日東流,客去亦不息。我生苦漂蕩,何時有終極”、《螢火》“十月清霜重,飄零何處歸”。由于戰亂,杜甫與親友天各一方,他將自己比作飛蓬、流水、螢火蟲,不知這種飄零無依的生活何時是盡頭。

  其次,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充滿著饑寒之苦!犊漳摇“不炊井晨凍,無衣床夜寒。囊空恐羞澀,留得一錢看”、《赤谷》“山深苦多風,落日童稚饑”。秋意漸濃,天氣轉涼,詩人缺少必要的衣食儲備,年幼的孩子們飽受饑寒之苦。

  復次,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充滿著疾病之痛。杜甫很早就感染瘧疾,始終不見好轉,因長年遭受病痛折磨,他甚至想到了死亡,《赤谷》“貧病轉零落,故鄉不可思。?炙赖缆,永為高人嗤”。

  概之,安史之亂后,杜甫流離漂泊,妻兒饑餓,身患瘧疾,備受折磨,甚至有死亡的憂慮,發之于詩,多憤激之辭,這既是情緒的宣泄,也是自嘲,未必代表他平日里真實的心跡。杜甫一生以儒家濟世思想為依歸,渴望建功立業,卻落得如此凄涼的下場,兒女飽食尚不可得,賢愚與否又何須掛心,或許這便是他寫“陶潛避俗翁”時的心態。明人邢昉《同于皇和陶淵明乞食詩》之一云“稚子甫十齡,向壁誦書詩。我方謀爾飽,曷敢覬爾才”,恰可與杜詩相印證。

  《光明日報》(2024年04月22日 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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