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世紀初，經魯迅、胡適、鄭振鐸等民國學人不懈探索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得以成為專學。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一經問世，便廣受學界矚目，影響深遠。不僅兩岸三地后輩學人競相模仿，亦引發海外學術名宿熱烈討論。自魯迅以降近百年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雖成果豐碩、各有特色，而整體框架和研究思路都師法魯迅�？梢哉f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仍處于“魯迅時代”。

　　八十年代以來，“重寫文學史”儼然成為文學研究的新風向。“重寫文學史”旨在“補遺”，重新審視、評估已有的文學觀念或結論。受此影響，研究者萌生了“重寫小說史”、走出“魯迅時代”的想法�；仡欞斞傅墓判≌f研究，不難發現學術來源的多樣性。一方面，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繼承了明、清兩代學術遺產。另一方面，魯迅小說史植根于西學東漸、新文化運動的時代背景下，深受西方文學理論影響，具有鮮明而深刻的時代性。時代的浪潮一旦褪去，后來者便能發現，有待商榷之處不少。試舉一例�！吨袊�小說史略》受西方敘事文學理論影響較深，以敘事文學之“小說”為標準衡量、評價中國古代小說，以小說敘事手法成熟與否作為小說文學性高下的評判依據，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古代小說發展的實際情況。

　　因此，“重寫小說史”絕非一時心血來潮，而是學術演進的必然要求。新文獻、新材料的不斷發現、整理，也使“重寫小說史”成為可能。文學、文本研究的深入、細化，使“重寫小說史”變得可行。新范式、跨學科研究的引入、交融，使“重寫小說史”更具有價值。以上三條路徑，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。

　　首先是新文獻、新材料的發現、整理。文獻之“新”，實有兩層含義。一是發現新文獻，包括新的小說作品、未見收錄的新版本、新的小說史料，彌補了小說史寫作中缺失的環節。二是對舊文獻的新解讀，于已有材料見新意。先說前者。實際上，二十世紀初古代小說研究甫成專學，就面臨文獻不足的窘境。鄭振鐸嘆曰：“小說戲曲，更是國內圖書館不注意的東西，所以要靠幾個國內圖書館來研究中國的小說戲曲，結果只有失望。”（鄭振鐸：《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》）小說、戲曲文獻不足，概因文獻留存的不完整性。小說向來被視為“小道”，本就處于邊緣地位，得不到重視。與詩文相較，小說寫作具有一定隨意性，騁才炫博、打發時間，作品常常得不到妥善保管，多有佚失。到了明、清兩代，創作小說有時還能招致禍端，作者不得不改名換姓，部分信息亦脫落難尋。久之，許多小說難辨作者、版本。遑論收集、刊刻、評點、閱讀，每一個環節都可能造成小說文獻的不完整。小說文獻的缺失，導致小說文本的割裂與混亂，給解讀古代小說、評估其文學性帶來了不少困難。新文獻、新材料的發現，彌補了上述缺失、不足，使小說研究更具有說服力。

　　具體而言，新文獻的發現對“重寫小說史”有兩重意義。第一，重溯古代小說的源頭。放馬灘、清華簡、上博簡等出土文獻的發現、整理，促使研究者思考古代小說的本源。李學勤先生認為放馬灘秦簡“有志怪的性質”，要為確論。有學者更進一步，將放馬灘志怪視為“志怪小說的嚆矢”，彌補了秦代志怪的空白。如是解讀放馬灘志怪，是重溯古小說源頭的一種嘗試。對清華簡的釋讀也有類似情況。舉例來說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第三冊第八篇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，有研究者從人物關系、故事情節、語言運用、文學功能四個角度，認為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大體符合虛構故事基本特點，而且還初步具備了文學小說的特征，由此認定簡帛內容屬于小說，“有可能改寫先秦無小說的觀念。”此論引發了激烈討論，無論是否成立，都反映出學人追溯古代小說源頭的努力。第二，填補了小說史的“縫隙”，使“重寫小說史”成為可能。小說文獻的闕如，使小說史的許多環節缺乏必要的支撐。新文獻的發現，完善了小說史敘述缺失的邏輯鏈條，使立論更加嚴謹可信。上世紀初敦煌千佛洞發現了兩萬余卷的藏書，經學者整理出俗講、變文、話本、故事賦等多樣文類。俗講、變文的出現，一方面展現了活躍于中下層群體間的小說創作，使研究者得以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及精神世界。另一方面，俗講、變文意味著一種不同于文言小說的文體形態開始形成，盡管不成熟，仍可以視為白話小說的先聲。如此一來，由唐入宋、由文言向白話，既往小說史寫作當中空缺的部分，得到了補充。北大漢簡《妄稽》的發現，為漢代小說研究補充了新的文獻依據。從內容上看，《妄稽》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。從語言上看，《妄稽》與說唱活動有密切關系。俗賦的出土，說明漢代小說發展進程遠較小說史敘述復雜。漢代俗賦的民間性、娛樂性，似乎與后代史傳記錄的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”“聽一枝花話”一脈相承，勾勒出民間說唱文學演進的線索，提醒研究者留心口頭文學、說唱文學與古代小說的承繼關系。上述新材料的發現，反映了古代小說發展絕非線性的進化，具有多元性。這正是“重寫小說史”，反思小說進化論的意義所在。

　　當然，“重寫小說史”不能依賴于小說文獻的新發現。小說史的更新，更需要從已有文獻中尋覓新意。這便要求研究者抱持問題意識，沉潛到文本當中，細讀文本。舉例來說，《西游記》的主題。魯迅、胡適認為《西游記》系“游戲之作”。因魯迅、胡適巨人般的存在，“游戲之作”的觀點很快成為定論。明清兩代“證道之書”的觀點遭到摒棄，后又被“農民起義”“反抗封建”所取代。直到很晚近，學界才重新審視“證道之書”的合理性。學者仔細爬梳文本，發現許多能夠支持“證道之書”的論據，如車遲國虎力、鹿力、羊力大仙，悟空與須菩提師徒名稱的由來，說明《西游記》與全真教的緊密聯系。如果不是諳熟文本，就很難發現上述細密之處。

　　以上所述，系文獻之“新”的雙重含義。盡管文獻整理有其極限，面臨重重困難，小說文獻學仍不失為“重寫小說史”的基礎。對文獻的持續關注，既是小說研究者的基本素養，也能夠引發對什么是中國古代小說、如何認識古代小說的思考。

　　其次，文學研究的深入，使“重寫小說史”具有可行性。20世紀80年代以來，思想解放為小說研究注入新的活力。無論是文學的內部研究還是外部研究，都受到新思想的影響，呈現出新的面貌。新的古代小說史著作大量涌現，有的是通史，有的是斷代史、專門史。經過實踐，新一代學者漸漸意識到魯迅小說史的時代性，“重寫小說史”開始成為新一代學者的共識。方法論的更新，打開了古代小說研究的學術視野。很多既往研究忽視的、不被視為“問題”的問題，受到矚目。學界開始檢討、反思魯迅的文學觀、小說觀，提出魯迅小說史深受文學進化論影響，將文學體裁視為生物體，同樣經歷著萌芽、生長、開花、成熟、僵化以致最后衰亡的全過程。具體到古代小說研究，志怪小說是中國小說發展的萌芽，傳奇是中國小說發展的生長階段，明清白話小說是古代小說發展的高峰。古代小說的演進，是由低級向高級、粗糙向精致，簡單到復雜的線性過程。如前所述，魯迅、胡適這一代學人，意欲以小說開啟民智。“小說界革命”，將小說、戲曲的地位提高到詩文之上，又將通俗易懂的白話小說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實際是希望借小說影響大眾。作為救亡圖存的嘗試，體現了魯迅等前輩的良苦用心。一旦脫離特定時代背景，結合上世紀以來出土的新文獻，能夠發現古代小說絕非單一、線性發展。如果推翻小說進化論的文學觀，那么古代小說史寫作必將呈現新的樣貌。文學觀的迭代，是“重寫小說史”的前提。近二三十年來，對小說概念的檢討，是文學觀轉向的具體表現。西方文論中的“小說”與傳統學術話語中的“小說”并非完全對應。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“小說”屬于子部，大多具有內容駁雜，形制短小的特點。子部小說雖不乏情節婉轉、敘述曲折的作品，總體而言仍與西方敘事小說不同�？紤]到子部小說的實際情況，虛構敘事并不必然屬于文學敘事，具有虛構內容的文本并不一定都是文學性的文本。以敘事手法成熟與否來衡量古代小說文學性高下，本是強人所難。何況，經典敘事學研究也未必完全適用于古代小說領域，尤其是先唐小說。先唐小說恰恰是抑制文學想象的生發，并不講求文學性的，故敘事學作為理論工具，常使研究者束手縛腳，難以施展。性別敘事、空間敘事，亦不時有強加闡釋之嫌。除敘事學外，故事形態學、文體學研究的勃興，為“重寫小說史”提供了新的思路，同時也制造出新的問題。

　　最后，跨學科研究為“重寫小說史”開辟了新的道路。從學術傳統看，古代小說研究應屬于歷史研究（最廣義上）的一部分。將古代小說視為“來自民間的社會史料”，已經積累了很多成果。然而，史學研究通常只是將小說視為考察典章制度、社會文化、物質生活、宗教活動的材料，或對小說加以史源學的檢討，極少將古代小說視為兼具文史意義的復合文獻。與之相對，文學研究過度強調古代小說的文學性，對小說的社會文化意義有所忽視。單一的文學或史學研究都存在局限，闡釋力不足以推動古代小說研究轉向。只有將古代小說還原到歷史語境中，才能充分認識小說文體性質。新史學的引入，提醒研究者留心古代小說與社會文化、古代士人知識結構的關系。文化史研究將小說文本還原到多元紛繁的歷史語境當中，借以窺視文本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。古代小說的很多特質難以歸類，只有突破單一的文學研究或史學研究，才能把握古代小說的文體特征。知識史研究試圖揭示古代小說與其歷史語境、知識背景的聯系，還原一個在古人看來不言自明的具體的意義與價值判斷系統。作為知識史、科技史分支的博物學研究也將目光投射到古代小說當中，深入挖掘古代小說與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學術之關系�？鐚W科、多視角的交叉研究，不僅提升了古代小說的文本價值，也有助于考察文本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、思想與行為模式，進而影響對古代小說的評判，推動小說史寫作向前發展。

　　總的來說，回顧近百年來的古代小說研究，不難發現一味地用符合西式標準的內容來構建相似的學術體系，不加思辨地盲目套用，就會出現違背古代小說實際情況的謬誤。小說史寫作中出現的謬誤，顯示出“重寫小說史”的必要性。“重寫小說史”的目的，是回歸中國語境，從古代小說的實際出發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小說研究體系。在借鑒、吸取西方學術成果的同時，要避免完全以西方學術話語框范中國文學研究的現象，突出古代小說研究的民族性與主體性，是“重寫小說史”的意義所在。新文獻的發現、舊文獻的新解讀，文學研究的深入、跨學科研究的交融，是“重寫小說史”的路徑。

　�。ㄗ髡撸夯暨_，系遼寧大學文學院講師）